火针疗法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历代医家的总结和完善，最终成为一种独特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发展路程是漫长而艰苦的。
　　从自然发展规律及考古资料等方面寻根溯源可以推论，火的发明和使用，远古时期砭石术刺病的应用，已为火针疗法的萌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其中记载的以砭石热熨疗痔的方法，已经有了朦胧的火针疗法的描述。而火针疗法的确切文字记载，首推《黄帝内经》。
　　秦汉时期奠定了火针发展的基础
　　秦汉时期，我国医学经过了数千年的自然发展已到了理论体系形成的新阶段，现存的这一时期的医学代表作——《黄帝内经》不仅详细记载了当时医家对中医理论的精辟论述，而且就当时的各种医疗方法进行了筛选分类与归纳，为这些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奠定了基础。火针疗法就是这一时期，被筛选出的一种疗法。《黄帝内经》是火针疗法的第一次明确记载，从而确立了此种疗法在针灸学术中的地位，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后，火针疗法被医家们广泛应用，治疗范围不断扩大，不但用治痹痛，经筋病，而且用以助阳、发汗、祛邪解表，但因其理论与实践尚不成熟，故其时多有所有误。所以，医圣张仲裁景有感于时医火针多以致祸的现象，在《伤寒论》一书中屡屡言及火针的变证和禁忌证，丰富并发展了火针疗法的内容，使之逐渐发展成为临床治疗中比较成熟的一种实用、有效的疗法。
　　《黄帝内经》中称火针为“燔针”或“焠针”，并将火针与当时筛选出的其它针具并称为“九针”。
　　《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详述了九针的不同形态和用途：“九针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针，长一寸六分；二曰员针，长一寸六分；三曰鍉针，长三寸半；四曰锋针，长一寸六分；五曰铍针，长四寸，广二分半；六曰员利针，长一寸六分；七曰毫针，长三寸六分；八曰长针，长七寸；九曰大针，长四寸。？针者，头大末锐，主泻阳气；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以泻分气；鍉针者，锋如黍栗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铍针者，末如剑峰，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尖如？，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气因之，真邪俱往，出针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挺，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其中的大针，即火针的误笔。对此，高武在《针灸聚英•火针》中曾解释为：“火针，以火烧之可用，即九针中之大针是也。其针大于气针，故曰大针者。其功能治风邪入舍于筋骨间不出者，宜用之。”扬继洲在《针灸大成•九针式》一篇中则直接将大针称为火针“九曰火针，取法于锋针……”，在“九针图”中也称“大针，一名燔针，长四寸，风虚肿毒，解肌排毒用此。”吴谦《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中解释曰：“大针者，即古人之燔针也。”从临床的应用来看，大针针体较粗，不适宜一般的直接针刺治疗，但以火烧之而刺则很容易。从治疗作用来看，《内经》大针以治疗关节水肿积液，而对此治疗唯用火针最好。从以上几点可以认定，大针即为《内经》时代火针的针具。
　　《内经》中九针“针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为”，而九针中大针与其它针具相提并论，这说明火针疗法在《内经》时代已经开始自成独立的体系，成为针灸疗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黄帝内经》中将火针疗法称为焠刺法，如《灵枢•官针》篇在论述九种特殊刺法时云：“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一曰输刺……。九曰焠刺，焠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其中焠刺即用火针刺治之法。《黄帝内经》中还对火针疗法的临床适应证、禁忌证、施针方法等多方而进行了记载和论述。
　　《黄帝内经》最先提出“刺燔针取痹”的火针治疗证候，开辟了火针治疗学的历史。又进一步提出：“焠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灵枢•经筋》），明确了火针适用于因寒邪引起的寒痹证候。而因热邪引起的痹证为其禁忌。继而又将火针适应证从寒痹扩展到经筋、骨脉等病的范围。可见当时已经清楚认识到火针的温经散寒作用，并开始辩证施用火针术了。
　　在操作方法上，《灵枢•经筋》中提出：“燔针”，“以痛为腧”的取穴方法、“劫刺”即疾刺疾出的针刺方法，和“以知为数”的术中取效标准，这些基本的方法至今对后世的火针操作还具有重要影响。
　　《灵枢•寿夭刚柔篇》记载：“刺寒痹内热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针对劳心者（大人）和劳力者（布衣）的不同体质特点，分别施以不同的治疗方法，揭示火针疗法适宜于体质强壮者，这是《内经》中对火针疗法的又一贡献。
　　另外，《灵枢》中还有一些有关大针的论述，如“以取大气不能于关节者也。”“…主取大气不出关节者。”（九针论），“以泻机关之水也”（九针十二原），“病水肿不能通关节者，取以大针”（官针）。用大针引导经气的作用，治疗关节经气不通和关节水肿。“肠中有虫瘕及蛟蛕……以大针刺之。”（厥病），用治腹中虫证等。这些也是对火针适应证的论述。
　　总体而言，《内经》时代已经对火针疗法的名称、针具、刺法、主治、适应证候、禁忌证候及运针方法等有了较明确系统的认识，并在临床治病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虽然其对火针疗法的一些细节问题，诸如针具的质地、热源等未予描述，其应用范围与禁忌亦嫌粗糙，但它是有史可考的，火针疗法第一次系统总结，在火针疗法的发展历程中树立了首座里程碑。
　　秦汉时期又一部医学经典《伤寒论》称火针为“烧针”、“温针”，其中尽管未曾直接论述火针的针具、操作、主治病证等，但如《针灸聚英》所言：“烧针法，仲景以前多用之以致祸，故伤寒书屡言之。”即医圣张仲景有感于滥用误用火针的时弊，详细描述了有关的见证，进而提出了有效的补救措施，为火针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火针的变证，《伤寒论》太阳病、阳明病、少阴病中均有论述。计达到十余条。
　　太阳病误用火针，多致惊。如：“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太阳病中风，经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
阳明病误用火针，可发黄。“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也可有神志变化，如“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若加温针，心怵惕，烦躁不得眠”。
　　少阴病，误用火针可见咳、下利、谵语。“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也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伤寒论》不仅详细描述了火针变证的发病过程和病变证候，而且对某些变证提出了补救的措施，如“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伤寒脉浮，医者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有关变证的转归预测《伤寒论》153条言：“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润者，难治”。
　　《伤寒论》在论述误用、滥用火针引起变证的同时，最先提出了针孔保护的问题，言道：“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虽然汉代尚未形成无菌操作的观念，但张仲景从反面告诫医生有必要对针孔进行妥善保护，以防感染红肿，并传授了针孔感染诱发奔豚后的治疗方法。若医者在治病过程中充分注意各种引起变证的情况，勿犯其逆，则可以预防变证的发生。
　　《伤寒论》没有正而论述火针适应证候，但从其所论变证的发病过程可以推论，汉代火针的应用并未局限于《内经》的范围，而是更多地运用其火热之性，以达发汗解表的治疗目的。虽《伤寒论》对因火针使用不当而致的变证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从反面提出了火针疗法的诸多禁忌证。但是，张仲景并未因此而否定火针疗法的存在价值，相反地，从某种意义上讲，仲景丰富和发展了火针疗法的应用范围和内容，使之逐渐发展完善，成为临床治病的有效手段之一。

作者简介：刘保延，男，汉族，1955年5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党委委员、常委、常务副院长，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中国针灸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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