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医药交流

　　两宋时期，中朝医药交往很广泛，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和天禧五年(1021年)高丽使者郭元、韩祚各自回国时，宋真宗亲自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者任懿、白可信回国时，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和《神医普救方》1100卷。

　　两国之间医人来往也很频繁。据史书记载宋朝曾8次共116人赴朝从医或教医。两国医人的来往，直接促进了两国医学的发展。宋代，中国向朝鲜赠送的药材品种很多，数量较大。南方热带产药材如天竺黄、安息香等亦经宋商人传入高丽，朝鲜药材输入到中国者也多，宋代《证类本草》里收裁的高丽产药材有10余种。

　　宋代，朝鲜还积极发展了中国医书的刊行工作。公元1058年(宋仁宗嘉祐三年)，朝鲜忠州牧翻刻中国医书《黄帝八十一难经》等。公元1059年，安西都护府使都官及外郎异善贞也新雕《肘后方》等3种。这些医书的刊行，直接促进了朝鲜医学的进一步发展。高丽高宗十三年(1226年)，朝鲜医学家崔宗峻以中国的《本草经》、《千金方》、《素问》、《太平圣惠方》及《圣济总录》为基础，撰写了《御医撮要方》，促进了朝鲜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宋代，由于中朝医药交流较广泛，朝鲜所收藏的中国医书善本较多。高丽宣宗帝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遣黄宗慤来中国呈送《黄帝针经》善本9卷。当时，中国《黄帝针经》已亡佚，宋朝以此《黄帝针经》为底本重新颁行。这无疑是朝鲜对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中日医药交流

　　与唐代中日交流频繁的状况不同，北宋中日医药的交流大为衰落，甚至趋于停顿，南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又有所发展。但这些交流终因局限于两浙等地，来往亦以贸易商人和僧人为多，故整个两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的成绩不是很大。

　　大抵日本输入中国的贷物中硫磺和珍珠，可为药用。从中国运送到日本的药物，主要为香药。包括麝香、丁香、沉香、熏陆香、珂黎勒、石金青、光明朱砂等药品。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日本医界内部，在相当于中国五代末宋初之期。产生了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医心方》。作者丹波康赖(911-995年)，其先祖传为汉灵帝五世孙阿留王，抵日后封为大和国桧隈郡使主。《医心方》引用晋唐医书约150种，共7000余条，尤以《诸病源候论》、《千金方》、《葛氏方》等为大宗，体例亦仿之，其中所引如《范汪方》、《集验方》、《经心录》、《删繁方》、《崔泉饧食经》、《产经》、《如意方》等，皆今之所佚，全书显为唐代传日医学与日本医生本土经验综成之作，为中日医药交流一伟大结晶。

　　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药交流

　　随着宋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海外贸易及通使等活动的频繁，当时对阿拉伯的医药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一些宋代书籍中还具体记载了某些阿拉伯所产药物的功用、采制方法等。

　　两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药物交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海路。1973年8月，福建泉州湾发掘了一艘宋代海船，船舱中有大量药物，其中多有阿拉伯地区出产者。宋代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药物不但品种繁多，进口的数量也相当巨大，由于宋时药物贸易在中国与阿拉伯的海运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多数是香药，所以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与宋代的商业交通路线，也可以说是‘香药之路’”。

　　除了对外贸易，阿拉伯地区还通过进贡的方式送来不少药物。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至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年间，大食进贡凡49次，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者10次。

　　大食国所产蔷薇水在宋代时曾输入中国。在中国，先秦以来仙家道士进行的炼丹活动，在客观上就对蒸馏法的原理有所应用。在医药中有重要应用的烧酒亦系经蒸馏法制成；北宋时田锡的著作中已记载了烧酒及其制法。而南宋时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则有我国永嘉(今浙江温州)一带用柑花进行水汽蒸馏以制柑花香露的详细记载，大食蔷薇水等此类制剂的输入，促进了露剂药物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与普遍应用，直接导致了中药制剂中多种花露剂的出现。

　　阿拉伯名医阿维森纳(Avicenna)的名著《医典》一书(约成书于11世纪初)中有用金、银箔做药剂丸衣的记载，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医药技术，它不仅对药物能起到防腐等作用，对提高药剂疗效也有一定作用。这种技术在宋时传入中国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中国丸衣剂型的多样化。由于这种丸剂当时在中国尚属新奇，故北宋时有中国药商经营朱砂丸而成巨富。除药物外，一些阿拉伯方剂宋时也在中国流传。

　　在阿拉伯医药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医药学在宋代也外传阿拉伯地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经市舶司由大食商人外运的中国药材近60种，包括人参、茯苓、川芎、附子、肉桂等47种植物药及朱砂、雄黄等矿物药。这些药材除被转运至欧洲等地外，也有一部分输送至阿拉伯地区。在阿维森纳的《医典》中，载有大黄等中国药物及其运用的内容。一般认为，中国的炼丹术约于12世纪时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对世界制药化学起有积极的影响。

　　在《医典》中，除药物外，还有一些诊断、治疗方法和经验与中国医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我国的脉学在10世纪时已传入阿拉伯，《医典》中载有48种脉象，主要是吸收我国医家王叔和所著《脉经》一书中对脉象的载述演化而成。其他如糖尿病患者的尿甜；根据麻疹病人的出疹来判断其预后，重病患者“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的死征；治疗上的水蛭吸毒法，用烙铁烧灼狂犬病人的伤口，以及吸角法、灌肠术等，反映了对中国医学有关内容的吸收。（据《中国医学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