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2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方案（2020—2025年）》。2022年6月2日，香港中医医院及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工程动土典礼举行。这些消息令人对香港和澳门回归以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的建设充满期待。恰在此时，我喜获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郑洪主编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史》一书，深受教益。郑洪曾任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现任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岭南医学史研究。我用“新高地”来形容此书，因为它的确是区域中医药史研究中别具一格的高质量专著，同时我认为它有三大特点，正好也是“新”“高”“地”。

此书题材之“新”，固不待言。正如书中所介绍，“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是在2015年3月我国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中首次提出的，迄今尚不足10年。此时即有一本系统反映该区域中医药史的专著出现，十分切合时代需求。相信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拟与之开展交流合作的其他地区，都迫切想借此书深入了解该区域的医药状况。

因我也从事地域医学史研究，更关注此书的“手法”之新。地域医学史类的著作一般来说体例比较固定，通常是按时间顺序展开。深入阅读本书后，我得知“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地域确实较其他区域复杂。它不仅名称新，甚至在地质上都是“新”的。区内不少府县是明清时期因珠江三角洲的沉积形成才逐步设立的。这一地区较早有外国人居留，后来形成香港、澳门两个特殊区划，直到回归。由此可见，这一区域在行政区划、社会文化等许多方面，确实与众不同，因而中医药的发展也不是单线条和平均化的。有鉴于此，作者经深入思考，提出了“长时段”“多中心”的处理手法。书中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古无其名，但它是由历史事件一步步发展而来的，有些在当时不显眼的事件，可能对现代有重要影响，因此要从“长时段”眼光看待历史。“多中心”也属于类似的角度，香港和澳门在回归前中医药发展缓慢，但鉴于它们在现代大湾区中的重要地位，对其历史线索也需要深入挖掘。根据这样的思路，该书在篇章布局上进行了较合理的安排，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中的三个区域都得以有序展现，同时又详尽地描述了三地中医药的交流与合作。这种针对新题材而采用的新理念和新手法，可供其他区域史研究借鉴。

“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虽新，但本书并非一本赶时髦而不顾质量的著作。我认识郑洪教授多年，知道他在邓铁涛、刘小斌等前辈的指导下长期从事岭南中医药史研究，成果丰硕，基础扎实。他还曾负责《百年中医史》中“港澳台中医药”部分的编写。香港和澳门是岭南的一部分，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史》作者团队的前期积累相当充分，具有高起点。这是本书学术质量的保证。

而“高格调”则是我阅读该书的另一体会。正如书中前言所说：“本书的重点放在察看这一区域中医药发展的整体变迁上，尝试从中发掘和讨论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意识。”由此可见，作者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带着对“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未来发展的思考来着笔。书中指出，三地中医药的发展模式以往存在差异，表面上是不同社会制度下区域相隔所导致，但其深层根源是中西文化的碰撞。由此提出，这些不同模式是否有相互借鉴的意义？差异如何对接？将来如何融合？书中还尝试用“嫁接”“嵌合”这些生物学名词来解释过去和推论未来。这种立意较高的思考非常可贵，充分展现了史著的“镜鉴”和“资政”功能。

我国各地的中医药都有自己的特色。“粤港澳大湾区”地处岭南，带有鲜明地域特色。岭南地处南海之滨，气候炎热，环境潮湿，疾病丛生，古时曾有“瘴疠之地”之称，因此该地区习惯在生活中应用中医药养生防病。

该书系统展现了三地中医药发展状态与互动影响。岭南地区盛行的凉茶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还有陈李济传统中药文化、潘高寿传统中药文化等，反映了岭南地区医药产业兴旺的历史。从书中可以看到，这些非遗特色在粤港澳三地均有鲜明体现，可见三地均具有浓郁的岭南医药学特色。

除了环境特色，书中还描述了“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文化窗口作用，令人印象深刻。这里是西方医药文化最早传入的窗口，是华侨与国内医药往来的窗口，也是中医药商品转输内外的窗口。书中指出，窗口功能铸造了包容开放、革新进取的大湾区精神，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的重要特质。

大湾区中医药善于汲取新知识，在近代接纳牛痘术和西方医药知识，探索中西医会通、中医医院等新形制，在近现代重大疫情应对中走在前列，广东省率先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等，这些无疑正是国家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的前提和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史》史论结合，图文并茂，是一本优秀的地域中医药史著作。当然书无尽善，书中“粤”的分量偏重，“港澳”部分仍有待深入挖掘的空间。相信未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会进一步推进，而且“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尚在建设中，《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史》有机会进一步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