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谈发挥中医药作用

    “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中，我认为中医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中医药研究中心研究员哈孝贤说。
　　不少委员认为，中医药所具有的简、验、便、廉的特色和优势，很好地契合了社区和农村卫生服务的需求，应当成为社区卫生服务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称为‘赤脚医生’的乡村大夫大多使用中医技术，在农村地区以最低廉的成本行医救命，被形象地称为‘一根针、一把草’。”哈孝贤说。
　　现在，我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这一进程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机遇。
　　“中医药卫生服务投入少、成本低、疗效好，对控制医药费用有积极作用。中医药在非重大传染病、慢性病防治，老年人、妇女儿童和亚健康人群的保健，以及建立重大疾病的康复体系和卫生经济学意义上，都具有很显著的优势。”致工党中央的发言说。
　　２００６年４月，致公党中央组成调研组赴浙江就“中医药参与社区卫生服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浙江省把中医药很好地运用到了社区卫生服务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上。
　　“中医发源在中国，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靠的就是中医，西医传入中国也不过是几百年的时间。事实证明，中医应该在农村和社区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也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朱庆生说。
　　当然，不能单纯依靠中医药来建设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朱宗涵说：“基本医疗应该首先考虑致死性疾病。实事求是讲，在威胁生命的疾病方面，中医治疗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不能因为成本，就放弃西医的手段和技术。”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疾病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认为，不应该人为地分中医西医。“看临床需求，完全由科学来推动，适合中医就用中医，尽量用最节省的成本来为农民看病。”
　　“中西医并重是中国的政策，不应该忽视中医的作用。”朱庆生说，“当然，医生的水平必须得到提高，不然老百姓也不会满意。”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司富春认为，当前中医药参与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最大难点在于人才缺失。他说：“据我所知，目前全国的中医从业者总数２７万人，完全用中医方法诊断、开药方的医生不足３万，而且都是５０岁以上的老医师。这些人怎么满足农村卫生所和城市社区医院的需求？”
　　为此，医药卫生界别的委员们提出了３点建议：大力为基层培养中医药人才；改变职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内容，让服务基层的中医医生能够及时、公平地拿到资格执照；鼓励中医院校毕业生下基层，政府财政在生活方面给予照顾。
　　“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我相信，中医药在农村和社区将大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佘靖说。

34位医卫界委员联名建议加强中医药管理体制建设

    3月7日，一份提案在医卫界委员中传阅着，到小组会结束时，已有34位委员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是由88岁的政协委员、北京老中医李辅仁主笔的“关于加强中医药管理体制建设”的提案。
　　这份提案指出，自1988年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来，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副厅级的中医局有9家，其余均为省卫生厅内设的中医处或者处级中医局。地级市、县基本没有中医药管理机构，县级甚至没有专人负责中医药工作。由于中医药管理没有形成健全有效的管理体系，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药工作的方针政策在基层难以切实贯彻落实。
　　提案说，中医药管理部门承担着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职责，但是在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中药审批与管理、中医药重大科研项目立项与评审、中医药院校专业设置与课时安排等方面没有相应职能。
　　提案认为，由于中医药工作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缺乏统一协调，容易造成各部门从自身职能和利益出发，从某一个局部或领域考虑问题并制定政策，导致国家有限资源的浪费。也容易造成中医药管理在微观上出现重叠和真空，宏观上出现失调和失控，难以实现中医药发展的统筹规划、统一领导，不利于中医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提案建议，进一步理顺我国中医药管理体制，强化中医药管理职能，建立协调高效的行政架构，统一领导中医药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在国家层面，增加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强化中医药管理职能。在中医药教育、科研方面，凡涉及中医药专业、课程设置，中医药重大科技项目的立项、审批、成果鉴定、评奖等体现中医药专业特性的管理职能，应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负责；在中药管理方面，实行中医中药的统一管理。
　　在地方层面，明确各省、地级市依照卫生部管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模式设立中医药管理部门，健全省、地级市二级地方中医药管理体系，各县在卫生局内设置中医药管理机构，做到地方中医工作有专门机构管。
　　提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保护和扶持中医药事业的政策法规得到落实，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政协委员:中医药事业陷入困境需国家支持

    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 (记者 李柯勇、张晓松、赵博) “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让许多全国政协委员深受鼓舞。
　　2006年，“中医是伪科学”“废除中医”的观点一度引起激烈争议。近日，多位政协委员从不同角度为中医药正名，但他们也承认，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面临危局，许多深层矛盾亟待破解。
　　“5000年实践证实，中医药是治病救人的科学”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化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金日光举出大量实验数据，对传统中医药学的“精气神”“阴阳”“五行”“经络”等学说进行了分析。这位化学物理专家试图说明，现代科技已经证实了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但由于中医药术语体系不同于现代科学语言，一般人只看字面意思，不了解其真谛。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委员则采取了历史和实证的角度。他说，中医是否科学，有各种各样的判断标准，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否治病救人。5000年来大量实践充分证实，中医药是治病救人的科学。
　　他提出，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中医药学术成就，推动了人类医学的发展。《伤寒论》是2000年前人类最早的传染病学，《神农本草经》是最早的药物治疗学，《洗冤录》是最早的法医学，而“痘衣法”预防天花则是人类最早的免疫学。
　　李连达委员说，中医过去主要是靠个案分析、经验积累。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中医广泛采用了国际公认的诊断标准、疗效评价标准，大大提高了科学性与可靠性。
　　他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医药在推进人类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墙里开花墙外香 我国中医药事业陷入困境
　　2006年是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低谷。先是鱼腥草注射液因不良反应一度被全面停用，中药的安全性受到广泛质疑。接着，互联网上有人征集取消中医的签名，要求中医在五年内全部退出国家医疗体制。
　　对于反中医药观点，尽管金日光委员以“武断”二字予以回应，但他也认为，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面临着“危难局面”。
　　全国政协委员、中医药专家司富春指出，这些年“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中医药发展投入长期不足，中医阵地严重萎缩。
　　目前我国中医从业人数不足50万人，其中真正能够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且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老医师。一些中医院挂名中医，却行中西医结合或西医之实，已经沦为“二流的西医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中医药事业正发展得如火如荼，可谓“墙里开花墙外香”。中医已被74个国家承认，来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中有70％至80％是学习中医及相关学科的。在韩国，由中国传入的中医已被改名“韩医”，并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2003年我国中药出口突破7亿美元大关，但这个出口额还不及日本“救心丹”一个品种。韩国仅“高丽参”一项出口就相当于我国全部中药材出口额的50％，且其价格比我国人参高出10倍左右。
　　“我国作为中药资源大国，却不是中药产业大国。”司富春委员告诉记者，国外一些企业从我国低价购入原料药，精炼提取制剂后以高价返销“抢滩”中国，“洋中药”对我国市场的冲击越来越大。
　　寻找新出路 中医药发展需要国家支持
　　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给中医药发展指明了一条出路：在社区卫生服务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发挥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说，在“看病贵：的背景下，中医药具有简、验、便、廉的特点，契合了社区和农村卫生服务的需求。
　　致公党的一份发言材料指出：中医药卫生服务投入少、成本低、疗效好，对控制医药费用的顺利实施有积极作用。中医药在非重大传染病、慢性病防治，老年人、妇幼和亚健康人群的保健，以及建立重大疾病的康复体系和卫生经济学意义上，都具有显著优势。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医药专家哈孝贤看来，当前中医药参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大难点在于人才缺失。他建议改变职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内容，让服务基层的中医医生能够及时、公平地拿到资格执照；鼓励中医院校毕业生下基层，政府以财政投入在生活方面给予照顾。
　　“洋中药”之所以得到国内外的认可，主要原因是其疗效稳定，质量可控，特别是在中药有效成分提纯方面的科研创新和技术水平高。而我国的中医药依旧是“郎中抓药”：一把一把地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