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由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针灸学会共同主办的“国际抗疫大讲堂”，迎来了第二十四讲。本场讲座由世界针联主席刘保延主持，提供中英双语观看通道。

　　本次讲座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中心主任赵一鸣，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儿童医院临床流行病与循证医学中心主任彭晓霞。

　　赵一鸣教授为我们带来了题为《新冠肺炎临床研究的方法学思考》的讲座。他说，临床研究在应对疫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策略和技术路线既要符合科研规律，又要满足抗疫要求，因而矛盾冲突凸显，所以赵教授提出要按需求，按规律办事。首先要找到临床工作与临床研究共同的问题和需求，形成合力，互相促进，用利益和机制破解难题。其次，在认识新冠肺炎的过程中，按临床研究的阶段进行，循序渐进组织实施。还有，临床研究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开展简单的研究，需要多学科人员共同参与组织实施。最后，赵教授强调了临床科研一体化的实施思路，把临床记录病历资料的工作转变为同时收集临床研究资料，把临床工作中总结经验转变为临床研究源头创新的资源。

　　彭晓霞教授为我们带来的是《对循证医学“证据“的重新思考》。她说，中医的“证”内涵丰富，它不仅包括了研究证据，还要在诊治过程中考虑病机，结合研究证据循证施治。但内涵越丰富的事物，容易形成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结论，不利于公众接受，所以研究方法至关重要。一个人研究的方法往往决定、甚至限制了他的答案。循证医学的“证据”需要重新定义，原因在于公众无法了解期刊论文背后的大量信息、选择信息或数据的标准等。并且“证据”从来不仅仅是证据，因为证据的采用和解读都取决于人，在医疗决策的过程中，证据的解读还和直觉有关，医生的直觉与临床经验有助于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开展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彭教授还根据中医的特点提出，中医在循证医学中存在的挑战在于重新构建“循证施治”的“证”；构建“证”的方法学基础；构建中医研究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