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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针疗法——第一节 火针疗法的历史沿革

作者:超级管理员 来源:刘保延 点击:667次 更新:2016-11-04

第一节 火针疗法的历史沿革

  火针疗法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历代医家的总结和完善,最终成为一种独特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发展路程是漫长而艰苦的。

从自然发展规律及考古资料等方面寻根溯源可以推论,火的发明和使用,远古时期砭石术刺病的应用,已为火针疗法的萌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其中记载的以砭石热熨疗痔的方法,已经有了朦胧的火针疗法的描述。而火针疗法的确切文字记载,首推《黄帝内经》。

  一、秦汉时期奠定了火针发展的基础

  秦汉时期,我国医学经过了数千年的自然发展已到了理论体系形成的新阶段,现存的这一时期的医学代表作——《黄帝内经》不仅详细记载了当时医家对中医理论的精辟论述,而且就当时的各种医疗方法进行了筛选分类与归纳,为这些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奠定了基础。火针疗法就是这一时期,被筛选出的一种疗法。《黄帝内经》是火针疗法的第一次明确记载,从而确立了此种疗法在针灸学术中的地位,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后,火针疗法被医家们广泛应用,治疗范围不断扩大,不但用治痹痛,经筋病,而且用以助阳、发汗、祛邪解表,但因其理论与实践尚不成熟,故其时多有所有误。所以,医圣张仲裁景有感于时医火针多以致祸的现象,在《伤寒论》一书中屡屡言及火针的变证和禁忌证,丰富并发展了火针疗法的内容,使之逐渐发展成为临床治疗中比较成熟的一种实用、有效的疗法。

  《黄帝内经》中称火针为“燔针”或“焠针”,并将火针与当时筛选出的其它针具并称为“九针”。

  《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详述了九针的不同形态和用途:“九针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针,长一寸六分;二曰员针,长一寸六分;三曰鍉针,长三寸半;四曰锋针,长一寸六分;五曰铍针,长四寸,广二分半;六曰员利针,长一寸六分;七曰毫针,长三寸六分;八曰长针,长七寸;九曰大针,长四寸。?针者,头大末锐,主泻阳气;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以泻分气;鍉针者,锋如黍栗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铍针者,末如剑峰,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尖如?,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气因之,真邪俱往,出针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挺,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其中的大针,即火针的误笔。对此,高武在《针灸聚英•火针》中曾解释为:“火针,以火烧之可用,即九针中之大针是也。其针大于气针,故曰大针者。其功能治风邪入舍于筋骨间不出者,宜用之。”扬继洲在《针灸大成•九针式》一篇中则直接将大针称为火针“九曰火针,取法于锋针……”,在“九针图”中也称“大针,一名燔针,长四寸,风虚肿毒,解肌排毒用此。”吴谦《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中解释曰:“大针者,即古人之燔针也。”从临床的应用来看,大针针体较粗,不适宜一般的直接针刺治疗,但以火烧之而刺则很容易。从治疗作用来看,《内经》大针以治疗关节水肿积液,而对此治疗唯用火针最好。从以上几点可以认定,大针即为《内经》时代火针的针具。

  《内经》中九针“针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为”,而九针中大针与其它针具相提并论,这说明火针疗法在《内经》时代已经开始自成独立的体系,成为针灸疗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黄帝内经》中将火针疗法称为焠刺法,如《灵枢•官针》篇在论述九种特殊刺法时云:“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一曰输刺……。九曰焠刺,焠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其中焠刺即用火针刺治之法。《黄帝内经》中还对火针疗法的临床适应证、禁忌证、施针方法等多方而进行了记载和论述。

  《黄帝内经》最先提出“刺燔针取痹”的火针治疗证候,开辟了火针治疗学的历史。又进一步提出:“焠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灵枢•经筋》),明确了火针适用于因寒邪引起的寒痹证候。而因热邪引起的痹证为其禁忌。继而又将火针适应证从寒痹扩展到经筋、骨脉等病的范围。可见当时已经清楚认识到火针的温经散寒作用,并开始辩证施用火针术了。

  在操作方法上,《灵枢•经筋》中提出:“燔针”,“以痛为腧”的取穴方法、“劫刺”即疾刺疾出的针刺方法,和“以知为数”的术中取效标准,这些基本的方法至今对后世的火针操作还具有重要影响。

  《灵枢•寿夭刚柔篇》记载:“刺寒痹内热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针对劳心者(大人)和劳力者(布衣)的不同体质特点,分别施以不同的治疗方法,揭示火针疗法适宜于体质强壮者,这是《内经》中对火针疗法的又一贡献。

  另外,《灵枢》中还有一些有关大针的论述,如“以取大气不能于关节者也。”“…主取大气不出关节者。”(九针论),“以泻机关之水也”(九针十二原),“病水肿不能通关节者,取以大针”(官针)。用大针引导经气的作用,治疗关节经气不通和关节水肿。“肠中有虫瘕及蛟蛕……以大针刺之。”(厥病),用治腹中虫证等。这些也是对火针适应证的论述。

  总体而言,《内经》时代已经对火针疗法的名称、针具、刺法、主治、适应证候、禁忌证候及运针方法等有了较明确系统的认识,并在临床治病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虽然其对火针疗法的一些细节问题,诸如针具的质地、热源等未予描述,其应用范围与禁忌亦嫌粗糙,但它是有史可考的,火针疗法第一次系统总结,在火针疗法的发展历程中树立了首座里程碑。

  秦汉时期又一部医学经典《伤寒论》称火针为“烧针”、“温针”,其中尽管未曾直接论述火针的针具、操作、主治病证等,但如《针灸聚英》所言:“烧针法,仲景以前多用之以致祸,故伤寒书屡言之。”即医圣张仲景有感于滥用误用火针的时弊,详细描述了有关的见证,进而提出了有效的补救措施,为火针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火针的变证,《伤寒论》太阳病、阳明病、少阴病中均有论述。计达到十余条。

  太阳病误用火针,多致惊。如:“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太阳病中风,经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

  阳明病误用火针,可发黄。“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也可有神志变化,如“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若加温针,心怵惕,烦躁不得眠”。

  少阴病,误用火针可见咳、下利、谵语。“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也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伤寒论》不仅详细描述了火针变证的发病过程和病变证候,而且对某些变证提出了补救的措施,如“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伤寒脉浮,医者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有关变证的转归预测《伤寒论》153条言:“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润者,难治”。

  《伤寒论》在论述误用、滥用火针引起变证的同时,最先提出了针孔保护的问题,言道:“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虽然汉代尚未形成无菌操作的观念,但张仲景从反面告诫医生有必要对针孔进行妥善保护,以防感染红肿,并传授了针孔感染诱发奔豚后的治疗方法。若医者在治病过程中充分注意各种引起变证的情况,勿犯其逆,则可以预防变证的发生。

  《伤寒论》没有正而论述火针适应证候,但从其所论变证的发病过程可以推论,汉代火针的应用并未局限于《内经》的范围,而是更多地运用其火热之性,以达发汗解表的治疗目的。虽《伤寒论》对因火针使用不当而致的变证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从反面提出了火针疗法的诸多禁忌证。但是,张仲景并未因此而否定火针疗法的存在价值,相反地,从某种意义上讲,仲景丰富和发展了火针疗法的应用范围和内容,使之逐渐发展完善,成为临床治病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晋隋唐时期火针临床应用大发展

  这一时期,火针疗法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火针的名称直呼于此,而且火针的治疗范围较前有了很大扩展。火针疗法已经用于内科、外科以及急证的治疗;同时,火针的选穴操作、禁忌等问题均已提出,而且出现了火针治疗的医案记载。

  晋代我国现存的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对针灸经络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全面总结了我国针灸学的理论及临床经验。书中对火针疗法的论述未出《内经》之右,但肯定并转载了《内经》中有关火针的内容,为火针的流传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晋代陈延之《小品方》中最早出现了“火针”的名称,书中记载:附骨疽“若失时不消成脓者,用火针、膏、散”,这也是火针疗法用于外科证候的较早记载。疗眼生胬肉覆瞳子者方言:“取针烧令赤,烁著肤上,不过三烁缩也。”第一次把火针疗法应用于眼科疾病,开创了火针治疗目疾的先河。

  唐朝孙思邈的《千金方》中不但将火针用于治疗痹证,而且多用于外科疮疡痈疽、?疬痰核和出血,同时也用于内科黄疽、癫狂等证。如记载:“痈有脓便可破之,令脓宜出,用铍针,脓深难见,肉厚而生者用火针。”又言“…当头以火针,针入四分瘥。”“外疖痈疽,针惟令极热”,“诸漏结核未破者,火针使着核结中,无不瘥者”。“治酒醉牙齿涌血出方,烧针令赤,注血孔中止”。“侠人中穴火针,治马黄疸疫通身并黄,语音已不转者”,同时孙氏在刺鬼十三针法中,其鬼路、鬼枕、鬼床、鬼堂四穴,刺法中均言“火针七锃,锃三下”。在孙氏的记载中也提出了火针“令极热”的操作要点和火针刺“侠人中”、“鬼路、鬼枕…”等穴位的记载,打破了火针“以痛为腧”的选穴方法。同时孙氏还提出了火针的禁忌穴位:“巨阙、太仓,上下篇此一行有六穴,忌火针也。”

  宋代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中经医案的形式,记载了火针疗法在内科疾病中的应用,描述了心腹痛、哮喘、腹寒热气、腰痛、尸厥、膝肿等多种病证的火针治疗过程。如治心腹痛,“…令女儿各以火针微针之,不拘心腹,须臾痛定”;又如治哮喘,“只缪肺俞,不缪他穴”。王执中在书中记载火针治疗病案四则,均论述甚详,钩画清晰,使人读之,即对其发病及治疗的全过程有了全面的了解。他不仅开创了火针病案记载的先例,而且应用火针刺法灵活。取经穴或痛处,甚则“不拘心腹何处”,“以火针微刺之”,均见疗效。说明他对火针方法的运用已达随心应手的地步,堪称火针之大家。

  这一时期还有许多火针的记载,如《圣济总录》中不仅明确提出痈疽成脓期是火针治疗的最好时机,而且从机理上进行了探讨,认为:“肿内热气,被火夺之,随火而出。”即火针起到了以热引热、引邪外出的作用。从而完善了火针治疗痈疽肿疡的理论,开创了火针治疗的新天地。《外台秘要》中详细描述了用火针去除脑后结节的方法,为火针治疗体表肿物的先驱。

  三、明清时期火针疗法发展到新阶段

  这一时期,火针疗法在前代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为广大医生普遍肯定和接受,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使之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当推高武的《针灸聚英》。

  明代针灸大师高武的《针灸聚英》,系统总结了前人的火针成就,不仅详细论述了火针疗法的针具材料、制作、加热方法、刺法(进针、深度)、注意事项及其适应证、禁忌证,而且阐述了火针疗法的功效机理,并把火针疗法同气针法、灸法进行了比较。这些在其前的文献中未曾见到过,均为高氏首创,其论述之深度及广度,在多年之后亦无人能出其右。

  高武对火针疗法的阐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针具材料的选择:高氏颇具匠心地选择了耐烧的熟铁制造火针,并分析说:“世之制火针者,皆用马啣铁,思之令喜意也。此针惟要久受火气,铁熟不生为上,莫如火炉中用废火箸制针为佳也。初制火针,必须一日一夜,不住手以麻油灯火频频蘸烧,如是终一日一夜,方可施用”,说明早在明代,已有了较成熟的火针针具制造工艺。

  加热方法:高氏采用麻油灯火烧针,并描述了烧针时应注意的细小技巧问题,如“烧时令针头低下”,“先令他人烧针,医者临时用之,以免致手热。才觉针红,医即取针”等,这些充分显示了他娴熟的火针技艺。其中“烧针至通红,用方有功,若不红,反损于人,不能去病”仍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刺法:高氏讲究:“以墨记之,使针时无差。穴点差,则无功……”,“先以左手按定其穴,然后针之”。高氏是第一位提出穴位标记的医家,其双手运针法亦为新颖。

  针刺深度:高氏告诫医者要根据病人的胖瘦和病位的浅深,灵活掌握进针深度,“切忌过深,深则反伤经络,不可过浅,浅则治病无功,但消息取中也”,消息取中就是适度进针,刺深适中的意思,只有掌握了针刺的深度,做到适度进针,才能达到应有的治疗目的。

  适应证:高氏主要继承了火针治疗外科疮疡疾患和内科痹证的成就,肯定了火针破痈、消?、?痹的作用。并详细记载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技巧,主要涉及溃脓、?块、结积、风湿痹证、瘫痪等证。其中对瘫痪的治疗,提出“火针大开孔穴,不塞其门,风邪从此而出”,“尤宜火针易获功效”等论述。

  禁忌证:高氏提出“人身之处,皆可行针,面上忌之”的观点。并最先注意到夏季之时,火针治疗后,因针孔保护不利,易变生他证,因而提出,夏季“切忌妄行火针于两脚内及足”,并有“大醉之后,不可行针”的警诫。

  理论探讨:高氏对火针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归结出火针引气、发散两大功用,并用比较学的方法,从功效、掌握难易、给患者造成的痛苦三个方面,比较了火针、气针和灸法的不同,论证火针疗法优于灸法和气针法。从理论上给予火针疗法以高度评价。

  心理准备:由于火针疗法的独特性,决定了应用火针时须具备必要的心理素质。高氏言:“须有屠儿心、刽于手,方可行针”。这是要求火针医生要具备果敢、坚决、干净利落的办事风格,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运用火针。另外“凡行火针,必先安慰病人,令勿惊心”,使病人抛弃恐惧心理,配合医生操作,此点也是火针治疗成功的关键之一。

  可以说《针灸聚英》的问世,标志着火针疗法的成熟和完善,使之从理论到实践发展到空前的高水平,为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期还有其它的许多医籍如:《针灸大成》、《针灸集成》、《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决》、《外科正宗》、《疡医大全》、《理瀹骈文》以及《证治准绳》、《本草从新》、《重楼玉钥》等都有火针疗法的记载,但总体而言,对火针的适用范围较窄,多未离前人旧曰。比较有新意的,有《明史•周汉卿传》中记载的周汉卿用火针治疗肠痈的史实,可惜记载过于简略;《外科正宗》中以火针治疗瘰疬,至今仍广泛应用于淋巴结核的治疗实践中。陈实功以火针治疗的病谱较广,涉及筋急、痹证、瘫痪不仁、?瘕,积聚、痈疽发背等病证,尤为突出的是,成功地治疗了眼科疾患,显示了火针疗法的强大生命力。王肯堂则在肯定火针疗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凡近筋脉骨节处不得乱行针烙”,丰富了对火针疗法的禁忌证认识。

  清朝后叶及民国期间在众多医家的不懈努力下,火针疗法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原因,使火针疗法同针灸学一起,受到重药轻灸、重灸轻针及重视西医、否定中医思想偏见的排挤和歧视,或兴或衰,几经起伏周折,从其学术发展的顶峰跌入底谷,逐渐衰落,濒于失传。尽管在医学学术界倍受冷遇,但火针疗法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仍活跃于民间,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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